来自网友【壹號渡】的评论《国王的选择》：类型选择、历史叙述与意识形态传唤如果将电影比作时装，那么电影节无疑可以看作一年一度的时装大秀，如果时尚界存在着款式和色彩的潮流更替，那么世界影坛的题材类型变革亦如同时尚潮流般此涨彼伏。毋庸置疑的是，以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刚刚结束的第89届奥斯卡奖项角逐中出现最多的电影类型，出现了《血战钢锯岭》、《间谍同盟》、《地雷区》、《战争天堂》、《国王的选择》等展现二战不同层面的电影，成为世界影坛最具活力和最受关注的类型。在这一批影片中，《国王的选择》在类型选择和历史叙述的层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性，从题材和类型方面说，它选择将历史片与传记片的类型特点进行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电影样式与风格；在历史的叙事观念和角度方面，它拥有着独特的历史观念和切入角度；在影片的意旨方面，通过塑造国王这一历史人物，意图实现对现实的指涉达成意识形态的传唤。《国王的选择》用独特的类型特征、缜密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的人物塑造重构了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模式，通过电影影像建构了崭新的历史表述和历史时空。题材、类型与风格《国王的选择》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入侵挪威的真实历史事件——“挪威战役”，从更具涵盖性的题材层面来说，与上面提及的一系列影片同属于“二战”题材，是电影史上经久不衰的电影题材。究其原因，二战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共同的灾难性记忆，能够引起在全世界的共鸣，对历史的表述和反思也更容易达成电影的思想深度和人性关照；电影以参战的现代民族国家为表现对象，更能够形成国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维护“想象的共同体”，也更适合国家意识的表现与传达。当今世界影坛以二战为题材的影片形成集群效应跟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不无关系，无论是对于战争的描述还是反思，都来到了恰当的时间节点，这才促成了“二战”题材影片如此密集的出现。虽然同属“二战”题材，但是《国王的选择》却有着与上面提及的其他几部不同的类型特征。战争片是“二战”题材最容易走向的类型，这类影片以对战争过程的描述和对激烈战争场面的表现为主要诉求，加之对人物的英雄主义的塑造，因为叙事快感和视觉冲击力而具有极强的商业价值。传记片是“二战”题材电影的另一种走向，往往表现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是如巴顿将军、丘吉尔、斯大林等力挽狂澜的战争指挥者，也可能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狙击手、间谍或者士兵，这一类型的人物塑造往往具有英雄主义的特征，近年来将历史人物“陌生化”，展现不为人知的一面和展现细小的日常生活，将人物拉下神坛的塑造方式，也开始由创新手法退化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类型套路。最后一种类型是相对严肃的历史片，以历史作为最主要的表现主体，人物和情节退居次要，主要展示真实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片相对于上面两种类型，更多的偏向于严肃的历史书写，更像是通过影像写就的历史文本，其诉求点并不一定是跌宕起伏的叙事，而是历史观与叙述话语的表现，更具学理性。《国王的选择》在以上三种类型中，很难进行准确的定位，这也反映了这部影片在类型选择上的多重特性。从类型特征上来看，这部影片较多的偏向于历史片的类型特征，同时也融入了传记片的内容，至于战争片的类型特征较少，这与影片题材的限制也有很大的关系，在后面将展开论述。之所以将《国王的选择》划归到历史片的类型范畴，是因为影片以“挪威战役”的历史过程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影片集中展示了从1940年4月8日到4月11日，四天之内德国和挪威之间战事的发展过程。影片尤其注重对事件准确时间的交待，整部影片通过字幕的形式，交待了整个事件关键的14个时间点，字幕中同样标明了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历史描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被放在影片的最前端。同时影片兼具传记片的类型特征，但又无法将影片完全归类于传记片，虽然影片确实是表现了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在国家遭受入侵，进入战争状态的过程中的生命历程，也塑造了国王作为一位君主、一位父亲和一个国民的多重人物形象，但是和普通传记片相比，人物并不是推动叙事的绝对动力，更多的时候，国王是处在叙事的被动的位置，而历史进程或者说银幕上的历史叙述才是影片叙事的主要推动力，甚至历史叙述就是影片的表现内容。影片通过多种手段和风格样式来构建历史片的银幕时空，对时间性和真实性的强调是影片最重要的特征。影片无时无刻不在对时间性做重点标示，影片开场的第一个场景，导演选择了雪地中的捉迷藏这一具有极强的意指性的行动，在一片白雪的天地中蒙住了双眼，哈康七世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孤魂，从第二个镜头开始在雪地中艰难前行。与画面相对应的是台词的意指，开场由黑场转到画面时便伴随着紧促的时钟指针转动的声响，哈康七世在与孩子的捉迷藏游戏中，口中一直呼喊着倒计时的数字。一方面是与孙辈间欢乐嬉戏的温馨场景，一边通过语言层面对时间的强调（倒计时），两者达成了极好的对位，将整个场景的意旨指向了战争将要来临的紧迫感，与幸福即将消失的悲剧色彩。更重要的时间表述以字幕的方式展开，14段字幕中的时间精确到分钟，最近的两片字幕在影片时长上相隔不到两分钟，叙述的历史时间的间隔最短只有30分钟，以图保持时间的高度凸显和高度准确。对于时间的强调一定程度和另一个特征是同构的，即强调影片叙述的真实性。影片在演职员名单的段落插入了纪录片片段，片段中展示的都是哈康七世真实的影像，涉及到生活场景、领导国家以及战争动员，与影片后面所要表现的叙事内容达成同构的关系，以具有纪实性的纪录片片段来增强叙事段落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对真实感的营造还源自影片中纪实摄影的运用，影片中多次出现手持摄影的段落，晃动不断的镜头强调了画面的真实感，同时影片多次在跟拍人物时使用了急推这种在纪录片抓拍时常用的方式，意图营造一种偶然在场的真实性。除去以上提到的时间性和真实性特点，影片的整体风格沉稳克制，显示出历史片应有的严谨和沉重。影片的配乐极具亮点，其中以提琴为主的弦乐和以低音号为主的低沉节奏成为两种最主要的音乐样式。弦乐用于烘托情感爆发的场面，往往是内心活动的展现，而低音号则无时无刻不在营造一种危机感，这在影片前半段的海战段落得到最好的展现，低沉的号声如同暗流滚动的海面，一波一波向观众袭来，大战在即的压抑感分毫毕现，虽然影片并不以战争场面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但是却对海战也进行了优秀的视听呈现。影片的冷静克制还来自于字幕的不时闪现，标示时间和地点的字幕在影片中对叙事段落进行了切分，犹如乐谱当中的休止符，达成对观众的一次次间离，打断叙事连贯性意味着更多的引起观众对影片本身的关注，将被建构的历史叙述抛给观众，形成冷静的观察与思考。舍弃了戏剧性的叙事也要求影片的风格必须沉稳、精确，才能经得起推敲，同时也对影像的真实性和叙述的可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同强化了影片的整体风格。历史叙述：观念与角度对于历史片通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历史片的叙事是最不费力气的，因为历史文本已经写就，似乎历史片的叙事可以照搬这些既有的叙事方式，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历史片的叙事并不仅仅涉及到戏剧性叙事的方面，而且还包含更高层的历史叙述层面，即以何种历史观念来关照历史事件，以何种角度切入历史。这对历史电影影像的建构者提出了极大的要求，他不仅需要是一个善于进行戏剧性编排的编剧老手，因为失掉戏剧性的历史片很容易变成流水账式的事件罗列；而且创作者还必须具有较高的历史素养，对历史事件有极强的思辨能力，毕竟重复别人的历史叙述缺乏新的创造力；最后就是表达的魄力，历史叙述更多的涉及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能否有技巧地突破表达的限制，也是创作者才华的表现。《国王的选择》在历史观念和历史叙述方面都做出了很重要的尝试，并试图弥合历史真实与历史叙事之间的裂隙。挪威作为二战时期处于战争边缘的北欧小国，其在二战史上的地位自然无法同英法美苏德意日和中国等大国相提并论，那么挪威是否也具有阐释战争的可能性，影片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对于挪威来说二战中的“挪威战役”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一种创伤性的体验，这就回到了历史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将如何在历史叙述中表现。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对这一问题抱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历史学家至今难以恰当地表现这一事件，是由于受到传统表现模式的限制。怀特这里所说的表现模式主要是指传统的古典现实主义已经无力表现对大屠杀这种社会现实的经验，事件的特性已经超出了用于描述它的语言或任何用于表现它的媒介的把握。这就使战争中灾难性的历史事件的描述本身就烙下了深刻的道德和伦理烙印，如何描述，以何种语言描述也成为历史影片创作的难题。在Netflix刚刚上线的纪录片《五人归来：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好莱坞导演斯蒂文斯在德国达豪集中营拍下的画面，直到多年以后，他还一直锁在储物间中没有勇气去再次经历这种惨剧。虽然电影创作并不是严谨的历史写作，电影语言也不同于形构历史叙述的自然语言，影像的直观性与多面向性也有别自然语言的修辞特征，但是如何介入挪威的“国难史”仍然是叙述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国王的选择》在进行历史叙述时选择了很窄的一条国王的视角，与之并构的还可能是希特勒的视角、战争前线士兵的视角、叛国者吉斯林的视角和普通挪威公民的视角。这同海登·怀特所提出的历史叙述中：“时间被炮制到一个故事之中，通过压制或者贬抑其中的某些东西，而突出另一些东西，通过描画、主题重复、语调和视角的变化、交替的描述策略等等”的普遍性策略有极大的相似性。从叙事的角度来说，视点的选择意味着放大和规避，放大视点所关注的内容，而规避掉不想或者无法展现的内容，在《国王的选择》中，对挪威“国难史”的描述选择了国王的视角意味着舍弃了对德国战争的宏大叙事，转而对观众进行了限知性的展现，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叙述者选择了最具人道主义的一种角度，因为国王作为这个国家最为身份显赫的人，可能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但绝不会处在战争风暴的中心，叙事中人物的安全性削弱了“国难”与杀戮的残酷感，仔细观察影片，尽数出场的各种人物，没有一个走向死亡的命运，即使身中手雷的赛贝卡在片尾中也交待了其没有死亡，甚至活到了85岁高龄。历史叙事者在视角中选择了最具人道主义和道德弥合的一条，规避掉了很难逃脱的对残酷历史的描述，因为一旦触碰了这些残酷的杀戮，因为媒介的限制性和表现力无法企及历史真实的高度，任何的描述都可能变成“修饰”和“美化”，遭受来自道德和伦理的拷问。《国王的选择》中的另一叙述选择是涉及到交战双方的英国，“挪威战役”与德国对垒的国家除了挪威还有英国，甚至英国是作为主要参战方在挪威同德国展开了大战。在1940年4月9日德军在挪威各大港口登陆的当天，英国的舰队和飞机与德国展开战斗，德军遭受了沉重打击。4月10月，英军出动大批轰炸机袭击纳尔维克，炸沉德国10艘驱逐舰。随后英国军队登陆挪威，与德军的战斗一直战斗到6月7日才选择撤退。在影片的历史叙述中，英国的主体性遭到了隐藏，“挪威战役”的历史叙事成为国王和人民的抗争，正如哲学家路易斯·明克所言：“故事不是人们经历过来的，而是讲述出来的（Story is not lived,but told）”，同样历史也是被描述的，在关于二战的电影历史叙述当中，战争的主体是首要也是必须理清的，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将多余的信息排除在叙述系统之外，建立本民族与国家的主体性是惯常使用也无可厚非的手段，不仅有利于历史叙述的连贯性，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传达，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将在下一节中有所涉及。国王、人物塑造和意识形态传唤在阅读完影片《国王的选择》后，让人很难不与第8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国王的演讲》相比较，两部影片同时涉及到国王这一人物形象，同样涉及到二战中的战争态度，同样以国王的作为影片的主线，两者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着众多的共性，但是国王在影片中的含义和所要表达的主旨则又不尽相同。在《国王的选择》中国王哈康七世的人物形象并没有《国王的演讲》中乔治六世鲜明，哈康七世的人物形象冷峻深邃充满隐忍，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叙述的整体性，在人物塑造时并没有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因为虽然在影片中把故事时间中包含的人物行动者和动力人格化，使人物成为具有意图、感觉和思想的主体，能够使观众对主体产生认同和移情，但是很显然会对历史题材中的叙述增添更多的修饰，从而削弱历史叙述的可靠性和严谨性，《国王的选择》为了保持历史叙述的一致性，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人物个性的塑造。而《国王的演讲》作为一部传记片，人物形象是否鲜明而特别成为影片最重要的方面，因此影片的叙事主要围绕乔治六世展开，人物也充当了行动元功能，而影片的历史感相对较弱。两部影片的人物都根据影片的类型和价值诉求进行了相应的取舍，虽然《国王的选择》中对人物的塑造有所割舍，但并不能说人物的刻画是苍白的，因为一位如父般的君王的形象还是立在了银幕之上。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中，现代电影往往采取将“神”还原为“人”的策略，侧重表现社会角色之外的另一面，比如家庭角色，在影片中哈康七世作为父亲和祖父的形象为人物增添了更多的维度，尤其是与孩子嬉戏的段落，在有限的人物刻画的笔墨中凸显了一代君王慈爱的一面。对哈康七世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其与家人的相处，尤其是儿子的相处来完成的，在送走了王子妃和孙辈之后，停车于路边的谈话，是影片中少有的人物情感刻画，通过对母亲的讨论，一个具有情感的君王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之上。可以说虽然影片中人物刻画的笔墨俭省，但是所到之处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在不影响整体历史叙事的前提下为影片注入了饱满的情感色彩。国王这一人物形象，无论对于银幕之中还是银幕之外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随着王朝政治逐渐走向消亡，王室和国王在有些国家却得到了保留，在这些国家中，国王和王室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象征，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往往以道德象征在发挥作用。影片中的诉求主要探讨了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国王的处境与应对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影片表现的是国家面临生死存亡险境时的国王。影片中的哈康七世坚守王室权限，坚决不涉及政治，恪守自己的底线，传达了创作者想要投放给观众的观念。“一切为了挪威”是对王权最好的概括，“人民的名义”是挪威君王的宣言。在另一个层面上，国王是国家的象征，国王的存在引领着国民的身份认同，哈康七世在影片最后拒绝签字不仅仅象征着国王以自己的身份表达态度，恰恰在国王身上凝聚了人民的意志，这也是影片的历史叙述并不单薄的原因，在国王的背后其实站立着整个挪威的人民。最后，可以说《国王的选择》能够上映，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从本国来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也是民族凝聚力的重塑，影片在挪威上映之后打破了本国的观影人次纪录，“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传唤为具体的主体”，影片的上映、传播与观看在双重构成的运作中存在着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影片中的国王便不再仅仅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已经变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重要螺母，他将爱国与民族认同在国民中传播，同时国民也经由其传唤成为主体。从国际传播方面来看，《国王的选择》的传播亦是挪威国家意识形态的胜利，它不仅刷新了世界对挪威电影的认知，甚至可能填补了对挪威在二战中遭遇与作用的认知，通过历史叙事的建构达成了挪威对于二战战史的书写，并且这种叙述尽可能做到了真实感和说服力。这些或许能够给作为二战主要参战国的中国提供更多的思考，相较于挪威，我们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战争素材，有更为广阔的电影市场和工业基础，有最具有爱国情感的观众，缺少的却是振聋发聩的电影作品，当挪威以一个人物的角度审视战争历史时，中国抗战题材的电影却还沉浸在手撕鬼子的低劣伎俩和消费战争的娱乐热潮中不能自拔，中国的战争历史需要更新影像叙述方式和策略，中国的战争题材影片创作也需要进一步的反思。
